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不仅在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中发挥了济世活人的作用，而且作为文化的载体与文明的象征，闪烁在对外交往与文化传播的璀璨历程中。当今全球化、信息化与跨文明交流对话蓬勃发展，国家间软实力和文化竞争日益激烈，在大国外交舞台上，如何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是中医药学和外交学领域共同面临的挑战。

  中医药与公共外交的联系

  公共外交的概念在我国正式得到确认最早可追溯至上世纪90年代，而具有公共外交色彩的活动实际上早已存在，更多被冠以“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的名义。

  历史上，汉代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之后，中医药的典籍与知识开始对外传播。伴随陆海丝绸之路的勃兴与对外交往的日益密切，中医药的对外传播在唐、宋、元三代更加广泛与频繁。即便在对外交流相对保守的明、清两代，伴随郑和下西洋、朝贡体系的维持和西方传教士来华等契机，中医药作为我国文化与科技的重要成果也从未中断传播。

  从空间范围来看，古代中医药的传播几乎遍布整个欧亚大陆和部分非洲地区。朝鲜、越南、日本、琉球及南海诸国因距离较近，长期与我国交往密切，朝贡者、使臣、官员、留学生、僧侣等成为中医药外传的功臣;而西域、西亚、东南欧地区因相对较远，中医药常伴随贸易交流而传播和增色，如香料等舶来品入药。明清之后，由于西方传教士频繁来华和近代中西方交流的密切，中医在西欧、北美等地区均得到有效的传播。

  建国初期，我国政府主导的向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派遣中医人员进行交流或公共卫生工作，不仅服务于世界卫生健康工作，也在事实上增进了外国人民对我国文化的了解与认知，有利于实现我国外交目标与国家利益。因此，即便缺乏明确的表达，这些活动在事实上已经被视作以中医药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活动。

  中医药在我国公共外交领域的独特优势

  中医药作为世界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具有医学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底色，是中华民族特质与形象的具象表现。其独特优势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中医药作为中华医药科学的外交优势

  医学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和普世主义色彩，其发展与运作始终以人为对象和目的。这种人本的，而非系统论的色彩与公共外交面向公众的特征高度契合。中医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其一，中医药作为中华民族原创的医学科学，具有人道主义属性。以中医药为载体的公共外交并不以宣传、新闻、电影、书籍等手段为直接的承载方式，可避免引发目标对象警觉、抵制和反感的风险。同时，中医药工作者具有亲善、温和的形象，在为受众提供医疗救护和健康支持时，较少表现出对受众认知和心理的塑造意图。这意味着相较于传统公共外交活动而言，以中医药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活动，很少令目标对象认识到其背后的外交战术战略与国家利益追求。同时，在医药卫生活动本身行之有效的情况下，目标对象也能更加直接地接收到来自公共外交活动发起国的关爱与善意，从而产生对发起国的好感乃至信任，进而使公共外交的目标得以更加自然地实现。

  其二，中医药独特的理论体系与可靠的疗效，使其在医疗卫生领域无法被西医所替代。从理论体系来看，中医辨证施治、防治未病、整体调理等思路对人的长期健康管理与整体健康具有重大意义。从疗效方面来看，中医药在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如新冠等)、治疗一些慢性病与亚健康管理等领域的效果突出，中药与针灸、推拿等外治疗法的疗效显著。从实践成果来看，青蒿素的提取对世界疟疾防治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等，向世界递上了中医药的外交名片。因此，中医药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是其走出国门，在更广阔的世界舞台上发光发热的根本底气，也使其有理由成为公共外交可依赖的重要载体。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外交优势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形象与智慧，是中华文化形象的代表。中医药文化在公共外交领域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首先，中医药具有低政治敏感度属性。中华文化丰富而多元，蕴含着世界大同、美美与共等包容性强而对抗性低的文化理念。当今世界，即便冷战已结束三十多年，以意识形态对立为重要标志的冷战思维仍蔓延在世界外交氛围中。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虽高举自由主义旗帜，但却对来自中国的文化极度敏感和谨慎，中国的文化产品与机构组织时常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限制传播与流通。许多外国民众也由于教育和宣传的原因，对来自中国的文化具有一定的抵触和反感情绪。公共外交活动的重要目的是跨越意识形态壁垒，使对象国民众能够直观真实地了解本国的多元形象。中医药与其背后的中医药文化以其更低的政治敏感性，有利于通过跨国传播，在目标国民众心中扎下中华文化的种子，从而增进其对中华文化乃至中国的了解与好感度，更好为当代中国的公共外交与文化传播发挥作用。

  其次，中医药理念对外国民众具有强大吸引力。中医药倡导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等理念，增加了中医药深刻、广博甚至神秘的气质。在公共外交领域，一国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特色能否吸引他国民众，是目标对象对该国家产生兴趣和好感的重要前提。而形象与品牌塑造，是使外国民众强化对本国形象认知，增进好感度的重要手段。中医药作为一种特征鲜明、底蕴深厚的文化体系，其大气、普世的东方形象吸引着外国尤其是西方民众，可激发其好奇心与探索欲，自然有望被打造成为独属于中国的国家品牌，并借助传播增加受众对中国的了解与好感，进而提升中国的国际美誉度和号召力，为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发光发热。

  此外，中医药传播带来的文化融合势不可挡。依托于国际文化交流特别是人员流动，中医药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引发的文化融合渐成气候。当前，中医药已经推广至全球196个国家和地区。大量中医诊所、针灸馆、按摩店等在国外得到广大患者群体和学界专家的认可和推崇，由此带动受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并自发传播。2024年10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第21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以“促进中西方文明互鉴，推动中医药全球共享”为主题，吸引了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名中医药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代表参加，是中医药在文化传播乃至公共外交领域的又一次成功案例。

  中医药助力大国外交的思考

  不可忽视的是，根据实际经验的总结与潜在困境的分析，当前以中医药为载体推进公共外交事业主要面临三方面的挑战：首先，中医药在国外民间与学界仍遭受许多质疑。其次，外国政府与行业标准的阻碍、从业者有限的文化传播能力和他国医药科学的竞争，都是中医药海外传播的客观阻力。再次，来自其他民族传统医药学(如日本汉方医学与韩医)的竞争对中医药海外传播形成事实挤压。因此，以中医药为载体的公共外交事业亟需优化改进与主动作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重视我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与国际标准的适配

  西方学界关于中医缺乏标准化、可重复性的批判与国外管理机构的相关管理政策是中医药进一步扩展海外影响力的重要阻力之一。要彻底改变这一局面，就需要中医药行业与我国政府共同努力，加紧通过行业标准制定、国际学术会议推广、政府间磋商谈判等方式，使相关国际与外国标准更利于中医药的推广。这背后涉及对以西方自然科学体系为基本准则的医药行业标准的修订与优化，因此要求多部门协作推进以改善现状。甚至，通过积极了解和学习相关国际标准，推进我国中医药行业主动适应他国法律法规，以局部妥协和调整换取整体认可。

  加强媒体对中医药疗效及其多元形象的宣传和塑造

  中医药出海的另一大阻力是其在外国民众心中的了解度与认可度的局限性。从宣传的渠道与对象来看，有关中医药的宣传既应覆盖传统的报纸、电视、广播与屏幕投放等媒介，更应重视以短视频、自媒体为代表的海外新媒体平台，使中医药为不同年龄段与媒介使用习惯的群体所了解。从宣传的内容来看，既应突出中医药出色的疗效，也应包含中医药的日常保健功能和其背后的文化内涵，从而挖掘更多潜在用户。从宣传中对中医药形象的塑造来看，既应重视中医药经典理论的传播，更应重视对中医药现代化转型发展的介绍，加强科学化、标准化等形象的树立和对相关误解、刻板印象的破除，从而使对象国民众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中医药的多重复杂形象。

  坚持关键少数与广泛普惠并重的中医药出海模式

  公共外交领域对“公众”的细分方式不尽相同。在以中医药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活动中，同样需要给予一般公众与社会精英共同但具有差异化的重视。一方面，对一般公众投入普惠性的、基础性的、体验性的中医药服务，有助于提升受众对中医药的认知范围，符合我国外交中强调突出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原则。

  另一方面，“抓住关键少数”是使外交工作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精英群体虽然人数较少，但其往往能够在一国政治运行中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对关键少数采取精准化、私人化的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使中医药成为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有助于对其政策性、价值性的偏好与倾向产生影响。

  有计划培育中医药—外交复合型人才

  公共外交与中医药两个领域之间区隔较大，且相关从业者通常缺乏对另一领域的深入认知和技能掌握。因此，加强两个领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其能够更好地一体化运转，是开展以中医药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活动的必由之路。通过在公共外交与中医药主管部门之间建立沟通协作机制，加强以上领域主管领导和专家学者间沟通，有效增进两领域间的相互了解和合作水平，特别是有计划培育中医药—外交复合型人才，使中医药从业者强化外语能力、跨文化理解力和外交素养，公共外交从业者具备基本的中医药知识与相关国内外行业标准知识，将使中医药更好服务于公共外交目标。

  强化相关项目的效果评估并进行及时灵活的调整

  效果评估是公共外交项目的最终环节。中医药在公共外交领域的效果评估范围包括：对象国民众对某一项目的感知度;对象国民众是否通过某一项目提升了对中医药的了解、认知与好感;对象国民众是否通过体验中医药，增进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从而增进对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好感与认同感;某一项目是否产生后续的连锁效应，并对中国的外交事业发挥直接或间接的积极影响。例如，通过监测某一项目实施后该地区中药销售数据的变化，可直观反映该项目对该地区民众医疗习惯的影响;通过监测某一特定对象在经历某些项目后是否发表对中国友善的言论，是否在工作和生活中采取亲华姿态，进而直接反映该项目对其施加对象的影响水平。

  针对以中医药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活动开展效果评估，并及时优化实施方案，可有效避免资源浪费，不断提升相关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从而为以中医药为载体的公共外交活动的长期发展提供指导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