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攻之法

  中华传统以众生相爱、万物共荣为至高价值。“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彖传·咸卦》)故中国兵学主张兵的责任在于“唯民是保”，实现和平共处，是防御性的。老子认为，“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老子》第31章)。《易传》则提出“神武不杀”(《系辞传上》)。可见，用兵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对方，唯使对方停止侵略而已。

  孙子在用兵上正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主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孙子·火攻篇》)

  因此主张：“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战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毁人之国而非久也，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孙子·谋攻篇》)

  孙子对正面强行攻城的做法，表示了极大的保留态度，因为那样做必须有大量物资和兵员投入，必定造成巨大伤亡。“三月”之“三”，示多。当攻城器械就绪，许多时日已经过去。于是主将急躁忿恼，强令士卒像蚂蚁爬墙一样去攻城，结果士兵死去三分之一可能还未奏效。可见攻城纯属一场灾难，非不得已不可为。

  孙子提倡“谋攻之法”。谋攻的表现有二：一是“伐谋”，一是“屈人之兵而非战”。伐谋，是在动兵之前，通过谋略打消对方的攻伐意图。屈人之兵而非战，是在动兵之后，不战而屈人之兵。可见，“谋攻”，不是指攻打的过程中施以智谋，而是不诉诸实战，直接以谋略令对方屈服。谋攻的精髓与核心在“必以‘全’争于天下”，“全”是“谋攻”争取达到的目标。

  “全”指什么?“故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兵不顿”，是说兵无挫伤，甚至尚未动员。故“全”包括两个方面：自己一方没有损伤，敌对一方也无破损却完全屈服。传说为姜尚所撰之《六韬》也说：“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六韬·龙韬·军势》)“全胜不斗，大兵无创。”(《六韬·武韬·发启》)

  公元前205年，韩信率兵涉西河，虏魏王，擒夏说、阏与，一举而取井陉，破赵军二十万众，诛成安君，名闻海内，威震天下。当此之时，兵已疲惫，于是采用广武君之计，“案甲休兵，镇赵抚其孤，百里之内，牛酒日至，以飨士大夫醳兵，北首燕路。而后谴辩士奉咫尺之书，暴其所长于燕，燕必不敢不听从。”燕王慑于汉军之威，“从风而靡”。(《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虏魏王，擒夏、阏，诛成安，皆为“破”，而取燕，则为“全”。

  可见，“全为上”绝不是要将敌人有生力量全部歼灭，而是敌我两全而令敌低首，这是以孙子为代表的中国兵学对战争的理想追求，是用兵智慧和用兵伦理的至高境界，同时也表达了中国传统人文的战争观。想要实现两全之胜，没有相当的实力做后盾当然是不成的。孙子也明指，此为“用兵之法”，无疑须以“兵”为前提。但“全”胜的过程，是张扬智慧施展计谋的过程，却不伴随着兵员厮杀和实力消耗，故称“全胜无斗，大兵无创”。而这，唯有将战略重心放在“以形相胜”“谋攻之法”上，才有可能实现。

  “伐谋”，相当于“未乱先治”“未病先防”。《素问·四气调神》说：“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即《六韬》所说“善除患者，理于未生”。中医传统向来把养生预防置于首位，并总结了很多极其宝贵的养生理念和预防方法。而运用辨证论治达于最高妙处，亦有可能接近“不战而屈人之兵”。因为辨证论治走的是调节整体关系——“以形相胜”的道路，如果能够以最佳的方法调整整体关系，最大限度地将病邪在体内的生存环境清除，就有可能使病邪迅速自退，这样就使正气在治疗过程中损耗最小。

  当患者正气不足或治疗手段尚不完备时，还要考虑与病邪共处，不必或暂时不必斩尽杀绝，只要令病邪顺从就行了。这样做是为了适应条件，保守元气和生命。若一味除恶务尽，则有可能危及生命或引发严重后果。此即所谓带病或带邪生存。而辨证论治“以形相胜”的治疗途径就是通过调节生命整体关系以控制病邪，使其不得施展，比较容易取得这样的效果。

  用兵规律和辨证论治规律的共同特点

  用兵的过程和中医辨证论治的对象是复杂系统的自然整体层面。自然整体状态，其内部和外部的全部复杂关系具有无限性，会随时变化而不确定。孙子兵学和中医对这样的本始自然的关系状态，采取尊重、保持和因顺的态度，不像西方科学那样加以预设、控制和限定(战场上也不可能)，故它们在表现形态上、在如何把握和运用上，有共同特点。

  规律显示为一个变化域，但绝不模糊

  战场上的规律不可能表现为“1+1=2”这样的静态形式和简单形式，它们标示的只能是一个变化域。这个变化域的界限有明确规定，毫不模糊，也不可逾越。但在界限所规定的范围之内，却有多种变化的可能。

  要认识复杂性，必须建立与简单性不同的观念。在复杂领域，必然性不等于唯一性，而往往表现为一个变化域。孙子说：“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势篇》)在战场上用兵，“以正合，以奇胜”“奇正相生”，是原则、规律，也是一个变域。“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即指变域中包含无限可能。

  辨证论治的规律，所谓理法方药，无不如是。从辨阴阳八纲，辨六经脏腑，到辨卫气营血，以及处方的君臣佐使结构和相应的方剂加减，都既是规律，又是变域。

  有可传，有不可传

  孙子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计篇》)“不可先传”，不是保密，是必须“因敌制胜”，而具体情况和做法变化万端，数不胜数，如何把握，需要灵感和创造，故不可能事前一一列述。

  中医面对和要解决的是生命自然整体层面的问题，与用兵同样属于“个别”，所以也有不可先传、不可言传者。而西医或西方传统科学面对和要解决的是经过预设和抽象所获得的“类别”，具有限性、确定性，故没有这样的特点。

  可见，中国人的智慧和贡献在于，在保持事物自然本有的无限性、复杂性的前提下，发现规律，解决问题。西方人的智慧和贡献在于，设法把事物本有的复杂性、无限性变为简单性、有限性，然后发现规律，解决问题。这两种认识世界的方式都是必要的，而各有长短。

  老子说：“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第36章)此“利器”不是指有形的秘密武器，也不是什么秘诀，而是指能够做到“无为”，具体说即“因”“顺”“法自然”。这种方法无形无名，没有任何具体规定，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它的存在和施展只能寓于万物之“自然”之中，而不能离万物自然之性独立成形，故“不可以示人”。不是保密，是做不到。但有了这个价值观和方法(“无为”)，就可以找到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无不为”)，故称“国之利器”。

  因敌制胜、辨证论治分别是在战事和医事的自然整体关系层面解决一切问题的通法，是“无为”法在两个专门领域里的体现和具体化。

  知易行难

  司马穰苴(春秋末期军事家，齐国人)说：“凡战，非阵之难，使人可阵难;非使可阵难，使人可用难。非知之难，行之难。”(《司马法·严位》)意思是，懂得布阵之法不难，熟练掌握布阵之法难;而熟练布阵之法又远不如临敌灵活应用布阵之法难。总之，知兵法不难，实际运用难。

  《系辞传下》说：“《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周易》强调，一阴一阳之道会普遍发生作用，故不可远离，但其具体显现却总是随时因势而变，故不可当作僵化的教条。一切都要根据变化着的情况，依照“道”所指引的原则，做出恰当的选择和创造。

  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是指出一个变化域，其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个的自然状态下的个别，复杂多变，无一重复。故每一次临战造势，都是一次创造。同样，每一次临床辨证处方，也都是一次创造。

  据《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汉武帝曾想教授霍去病以孙、吴兵法，霍去病答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意思是，研究现实(针对匈奴)具体的作战方略，远比学习古代兵书更难更重要。霍去病年少善骑射，十八岁从军“为剽姚校尉，与轻勇骑八百，直弃大军数百里赴利，斩捕首虏过当”，被封为“冠军侯”。二十岁升任骠骑将军，后拜大司马骠骑，二十四岁卒。凡六出击匈奴，驰骋疆场，伟绩丰功，为中国历史上罕见之军事奇才。

  岳飞(公元1103—1142)，为南宋抗金将领，名震遐迩，战功卓著，多次以奇制敌，以少击众，而获大胜。“少时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后应募参军……隶留守宗泽，战开德、曹州，皆有功。(宗)泽大奇之，曰：‘尔勇智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计。’因授以阵图。(岳)飞曰：‘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宗)泽是其言。”(《宋史·岳飞传》)这“一心”，就是灵感和创造，非学知所能奏效。

  西医和西方科学所发现的规律，一般是在预设的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发生作用的事物法则，应用时必须备齐那些严格限定的条件。一旦有了那些条件，规律就会固定不变地起作用。因此，掌握了那样的规律和规律所需条件，就可以形成一套标准化的、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统一的规范。照此规范去做，一定成功，一般没有司马穰苴所云“知易行难”的问题。

  中国兵学在战事的两个层面中，重心放在兵形(势)，即自然整体的关系层面上，主张智取高于力取，以谋攻为上。这样，就可力争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战果。中医辨证论治同样具有这一品性。当今，军备竞赛已使各国不堪重负，核武器已可毁灭人类和整个地球生态。故以实力相拼的大战已经走到尽头。在医学上，以杀灭病原体为目标的化学合成药物，使病原体的抗药性不断攀升;手术刀对病灶的切除，有时也会对生命活力造成伤害。据21世纪初报道，美国的医疗费用远居世界之冠，而化学合成药物副作用等造成的医疗事故也频频发生，实在应当深思。

  通过整体调节，使人体生命的内外环境不适宜病邪存在，以至做到接近“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令病邪自动退出，这是中医的至高境界，亦应当是人类医学的最高追求。综上所述，中国兵学与中医辨证论治的确可以分别看作是对方的一面镜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刘长林)

  (本文摘编自刘长林所著《中国象科学观——易、道与医、兵》，学苑出版社，2016年)